珍妮因为癌症下肢瘫痪，但她的乐观和坚强让人绝对想不到她这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刚刚摆脱死神的眷顾，付出的就是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的代价。

    认识珍妮是在我们一家刚搬来上海不久的一次邻居聚会上，因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所以跟她说话时也格外小心，生怕触及任何敏感的话题，可不久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珍妮既风趣又健谈，一直是聚会上的焦点人物，还不时引来众人的开怀大笑。听说我们刚搬来上海，她热情地给我介绍起上海来，从购物到娱乐到餐饮，她倒象是个上海通。我们谈话时，珍妮的手机一直响个不断，她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听电话。原来，她还在上海一家国际学校作管理工作。看着她开朗干练的模样,我几乎忘记了她和其他人的不同。

    珍妮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十五岁、十三岁和七岁。每一次邻居的聚会，珍妮都会带上一个孩子。三个男孩子都很有礼貌，而且会懂事的帮妈妈上下台阶。珍妮对待三个儿子的态度并不一样。老大一付少年老成的样子，珍妮和他在一起时更象一个朋友，说起话来也都是商量的语气，而孩子也仿佛因此更成熟了，站在妈妈的身边俨然一付左膀右臂的模样。老二和老三性格都比较腼腆内向，对妈妈特别依赖，珍妮和他们在一起时又流露出慈母的温情。

    珍妮从不忌讳谈及自己的病情，但也从不怨天尤人，似乎她得的不是致命的癌症而是普通的感冒似的。她说：“既然这样了，就要面对它。”简单的一个“面对”，珍妮付出的是多么坚韧的努力呀！

    一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偶尔在院子里遇见珍妮时，她都会热情的与我寒暄几句，问一问我是否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但我从别的邻居那里听说，珍妮的病情又恶化了，正准备回美国继续化疗。最后一次见到珍妮，是在国际学校的游园会上。珍妮和丈夫一起在一个摊位前挑选中国画，她看上去憔悴了许多，但见到我们还是热情洋溢地打招呼。珍妮说，“来中国两年多了，到了临走的时候才着急的四处选购喜欢的中国工艺品，真是被惰性所累。”她还是那付打趣自己的口气。